新金融新風險

　　金融屬性是各類交易場所的基本屬性之一，隨著科技的發展，其金融模式也在更新換代，如P2P、供應鏈金融、數字金融，等等。王永龍認為，新金融興起對于行業發展所發揮的作用不言而喻，但新金融的風險也不能忽視。在他看來，新金融風險是數字化轉型面臨的風險之一，具有多源性和多點性。P2P暴雷潮為人熟知，此外，供應鏈金融和數字金融，也都有不同程度的風險。

　　王永龍告訴期貨日報記者，在實踐中，部分企業無原則放大供應鏈金融功能、供應鏈負載金融的功能本末倒置、任意割裂供應鏈管理中“鏈”與“融”的內在機制，以及基于供應鏈金融的“龐氏游戲”等是潛在風險源點。數字金融被認為是新金融的新增長點，但現實中，數字金融脫實向虛的趨勢愈發加重。

　　對于現實中的風險點，王永龍總結為三種情況：第一種是“泛金融化”或稱為“過度金融化”，這種情況持續下去會導致金融錯配，大量金融資源被集聚在金融體系內尋求利潤增長，自我循環空轉，而實體經濟特別是中小微企業卻陷入更嚴重的資本形成不足和投資枯竭局面。第二種是“數字金融幻象”，由于數字金融根源于新一代信息技術革命，這給數字金融披上了現代技術的外衣，在數字幻象指引下，似乎數字金融可以替代傳統金融的一切功能。第三種是“數字劣幣”，這些劣幣不正當地驅逐良幣，形成對國民財富的掠奪。

　　當前，金融科技的發展及其對傳統金融行業的滲透已成為不可逆轉的潮流，金融科技的應用大幅降低了金融領域的信息不對稱性，切實推動了普惠金融的發展。但事物的發展往往具有兩面性，對于新生事物更是如此。王永龍表示，金融科技方興未艾，基于此的新型金融風險也在不斷滋生、蔓延，值得警惕。

　　交易創新要合規

　　“5G時代將出現新的交易所，會出現新的交易模式，從技術手段重塑中國在5G時代的資本時代，讓中國實現重大超越。”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集團行政總裁李小加曾在公開場合如是表示。

　　和李小加觀點相似，王永龍認為，數字技術革命驅動大宗商品行業交易轉型，促使交易模式創新和交易業態創新。同時促使交易制度變遷，極大擴展交易邊界，充實交易內容，還有助于促進商品交易市場體系的進一步完善。但他表示，好事情的背后同樣存在不能忽視的風險。

　　王永龍說，三種情況下的交易行為有可能成為風險源點：第一，“交易泛化”。由于數字經濟驅動，除商品交易外，大量非商品型交易，包括資源型交易、產權型交易、指數型交易等應運而生，并呈現快速增長態勢。但由于定價機制不健全，往往導致價格扭曲，價格并不能反映真實的供求關系，所以交易的流通性效應有限。第二種，交易的“類金融化”和“類期貨化”趨勢。這種情況往往會導致期現割裂，“脫實向虛”發展，從表面上看是在做交易，但實際中則是用杠桿操縱交易，用交易搞投機。第三，涉及數據資源賦權、安全性和隱私權保護機制的漏洞。在數據資源尚未完全賦權的情況下，對數據資源開發利用實際上具有不對稱性。部分平臺利用數據集聚優勢展開所謂的“數據資源尋租”，利用數字資源結構、信息等的不對稱，憑借數字資源的壟斷或優勢地位，在數字資源流動、開發中，謀取不正當利益，這也是當前及今后數字經濟領域不正當競爭的新類型。

　　道德建設御風險

　　隨著大宗商品行業數字化轉型的推進，大量商品資產被貨幣化、指數化、數字化，再加上數字金融的全面介入，數字投資往往成為熱點。王永龍表示，在數字金融幻象的指引下，數字投資被賦予了超越傳統投資的創富職能，這種情況必然加劇投資向投機的全面演化。

　　他認為，由于部分公眾對數字投資的超預期，大量的社會熱錢被引流到高貨幣化的資產領域，并在這些領域競相逐利。這種格局很容易制造資產泡沫，形成某種資本綁架市場，其結果必然是削弱市場機制。還有的則是選擇“劣幣投資”，雖然數字劣幣并不具有真正意義上的貨幣資產屬性和價值屬性，但因其數字技術的外衣，往往具有極大的欺騙性。這些劣幣平臺通過調動全社會預期，利用合法性合規性審查制度不健全的漏洞大肆斂財。這一方面加劇了更廣泛的劣幣驅逐良幣，另一方面一旦這些劣幣平臺幻象破滅，往往就是投資者投資打水漂。在不能有效維權的情況下，這些因素往往有可能成為引發社會不穩定性的風險根源。

　　在企業擁抱數字化時，形形色色的風險伴之左右。在王永龍看來，企業需建立一個內涵深刻的行為規范體系，包括科技道德、金融道德和社會道德等，提供明確的、可執行的自律性“防護盾”。他認為，如果沒有規范的行為體系，在數字化轉型進程中存在的權力放任、利益攫取放任、信用放任等問題會釀成道德風險。目前我國正在經歷數字化進程，但內生于這一進程的道德建設相對滯后，成為現階段我國數字經濟領域道德風險的重要根源。

　　風險監管需跟上

　　在數字化時代中，很多創新發展都具有兩面性，這就要求行業發展能夠在把握機會的同時規避風險。而如何平衡變革帶來的兩極化影響，是行業需要不斷探索的議題。王永龍認為，數字化轉型代表了我國大宗商品行業的發展方向，因此不能抑制這一進程，但也不能放任風險發生。對于數字化轉型必須堅持市場經濟原則、植根實體經濟原則、底線思維原則和穩中求進原則。

　　王永龍表示，對于風險監管必須科學認知，積極有為。可在四個方面全面推進：第一，推進法律監管。加強立法建設，健全法律體系，完善法律監管的制度供給。這是全面風險監管建設的根本性措施。第二，推進政府監管。在正確分析和處理政府與市場關系的基礎上，明確政府監管職責，政府監管不能替代市場機制的決定性作用。有計劃選擇部分經濟發達地區的交易市場，在法治框架內積極探索實施數字化轉型的“負面監管清單”試點試驗。第三，構建全面治理機制。形成“分形治理、分類治理、分業治理”互動的新型治理格局。第四，加強自律性監管建設。行業自律、平臺自律、從業人員自律是全面風險監管體系的有機組成部分，自律性監管是建立在道德與責任基礎上的自我履行機制。應充分運用包括道德、責任、聲譽、信用等自律性監督杠桿，加快形成全行業自律體系。

　　“監管缺失，圣人都會變強盜。”當新事物出現時，為抓住風口，熱捧追風現象無可厚非，但不可盲目，應警惕一些創新可能帶來某些安全隱患或風險因素，也需要監管的及時介入。并且，監管手段也要不斷創新、升級，以跟上新生事物發展的步伐。

　　編后

　　隨著云計算、大數據、人工智能到5G、邊緣計算和區塊鏈的出現，新興產業技術在日新月異地推進和發展，技術創新成為時代主題。擁抱新技術下，往往每個事物都有多面性，切忌盲目跟風，只有在充分了解和認識新技術本質時，才能有效應用現代技術手段，創新生產方式，提高生產經營效率，實現應用創新與數字化價值，助力企業數字化轉型。

（責任編輯：劉思雨 ）